1938年春，莫斯科郊外的国际儿童院，贺子珍第一次见到了毛岸英、毛岸青兄弟。她手里没有贵重礼物，只带着中国人见面时常有的亲切和牵挂。可真正面对两个孩子时，三个人都显得有些拘谨。 毛岸英、毛岸青早年在上海生活，后来由爱国将领李杜等人护送前往苏联。兄弟俩进入国际儿童院后，使用了俄文名字，也逐渐适应了异国生活。对他们来说，父亲毛泽东只是记忆中的身影，“妈妈”这个称呼更是多年没有人回应。 贺子珍比他们晚一些到达莫斯科。她在东方大学学习，住处距离国际儿童院并不算远。那天，她跟着老师来到兄弟俩面前，老师先向孩子们介绍：“这是从中国来的贺子珍，也是你们的贺妈妈。” 称呼很近，关系却不能立刻熟络。 贺子珍试着提起毛泽东，说他们的父亲一直惦记着他们。兄弟俩没有马上接话，只是安静地看着她。多年漂泊使他们养成了谨慎的性格，面对突然出现的亲人，他们既好奇，也不敢轻易表露感情。 有意思的是，真正打破僵局的，并不是一番长谈，而是几件日常小事。贺子珍替他们整理床铺，又削了苹果。兄弟俩见她忙个不停，也赶紧泡茶、搬东西。没有人刻意煽情，屋里的距离却一点点缩短了。 从那以后，只要周末或节假日有空，贺子珍就会去看望他们。她给孩子们带些物品，讲起中国的山路、长征和延安，也讲自己在革命战争中负伤的经历。毛岸英性格开朗，毛岸青话不多，但兄弟俩都愿意听她说话。 后来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来到身边。这个小家庭短暂地有了热闹的气息。毛岸英、毛岸青会逗妹妹玩，贺子珍则尽力照顾三个孩子。遗憾的是，年幼的毛岸龙不久因病夭折，这场变故让这个家庭再次陷入悲痛。 兄弟俩亲眼见到贺子珍悲伤难止，便安慰她：“贺妈妈，您还有我们。”这大概是他们第一次明确喊出这个称呼。那一刻，长期的陌生终于被亲情冲开，三个人抱在一起痛哭。 这份感情并非只靠血缘维系，而是在共同生活和彼此照料中形成的。 1941年6月22日，苏德战争爆发，莫斯科局势骤然紧张。人员疏散，学校和儿童院陆续转移，贺子珍带着李敏，毛岸英、毛岸青也各自面对战争带来的压力。物资越来越紧张，食物供应尤其困难。 贺子珍的生活定量并不宽裕，却总想办法给孩子们多留一口吃的。她织毛衣、种蔬菜，能换取食物的事情都愿意做。土豆、胡萝卜和豆类成了餐桌上的常客。饭菜简单，孩子们回家时，屋子里仍有一家人团聚的样子。 毛岸英后来进入苏联军事学校学习，并希望到前线去。毛岸青则继续求学。兄弟俩逐渐离开儿童院，贺子珍身边只剩李敏。战争年代缺医少药，李敏曾患重病，贺子珍为救女儿四处奔走，母女生活也因此遭遇更大波折。 1946年，在朱敏等人反映情况后，王稼祥等同志设法帮助贺子珍母女离开困顿环境，转到莫斯科休养。毛岸青得知消息后前去探望，母子几人再次见面。毛岸英此时已经回到延安，无法同行，但贺子珍仍一直惦记着这个长子。 贺子珍很快提出回国。1947年5月30日，毛泽东复电蔡畅，同意她回国，并要求对她多加照顾。同年9月，贺子珍、李敏和毛岸青回到东北解放区，先后在哈尔滨、沈阳生活。 相处多年后，贺子珍与毛岸青在沈阳分别。此后，他们再也没有见面。贺子珍的相册里，却始终保存着毛岸英、毛岸青的两张照片。照片不大，翻看的次数却很难计算。 1949年，贺怡曾为姐姐回北京的事情奔走。毛岸英也曾向父亲提过，想把贺妈妈接到北京。这个想法并没有来得及实现，贺怡于1949年11月21日因车祸去世，毛岸英又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。 接连失去亲人的消息，对贺子珍来说过于残酷。毛岸英牺牲的消息，家人一度没有立即告诉她。多年以后，毛岸青仍对李敏说：“贺妈妈很好，我和哥哥都喜欢她。” 那两张照片，就这样留在贺子珍的相册里。照片中的兄弟俩年纪尚轻，神情安静。相册合上了，关于莫斯科那段共同生活的记忆，却没有真正离开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