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6月，江西瑞金铜钵山一带，红军留守部队被敌军围困。赵宝成带着几十名战士，弹尽粮绝，突围无望。多年以后，人们才逐渐确认，这位中央苏区的“总务管家”，就是在那场战斗中牺牲的。 赵宝成1902年出生于山西太原。五四运动前后，他就读于山西省立第一中学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刊，也看到了军阀统治下的社会黑暗。青年学会、平民教育、成人夜校，都是他早期参与革命的方式。 1921年，山西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运动爆发。赵宝成和同学反对校方压制进步思想，要求撤换替军阀办事的校长魏日靖。冲突持续数日，军警甚至包围学校，学生们仍不肯退让。那场斗争后来被视作山西青年反抗军阀统治的一次重要行动。 1923年，赵宝成进入民国大学学习，经常参加北京的进步活动，聆听李大钊等人的演讲。翌年，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毕业后，他奉命返回山西，在青年中传播革命思想，并参与地方党组织的建设。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山西党组织遭到严密搜捕。赵宝成因参加反军阀斗争而被敌人盯上，只得离开太原，辗转河南，后来到达上海。为掩护地下工作，他与石澹峰以夫妻身份生活，二人经营小旅馆，实际承担交通联络、传递情报和筹办物资等任务。 地下工作没有显赫名声，风险却一点不小。顾顺章叛变后，上海形势骤然紧张，赵宝成夫妇被调往中央苏区。邓颖超曾与他们彻夜交谈，了解两人的经历和处境。赵宝成先在工农通讯社任职，后调入中央政府总务厅，负责中央机关的后勤事务。 这份工作看似不在前线，实际牵动整个苏区的运转。粮食、经费、办公用品，乃至工程建设，都要有人统筹。赵宝成办事干练，周恩来因此注意到他的能力，后来推荐他承担更重的总务工作。经费紧张时，他还写信让家人变卖产业，把钱送往苏区。 1934年，中央苏区筹建一批重要公共建筑，中央政府大礼堂和红军烈士纪念塔便在其中。赵宝成负责组织筹备，工程涉及材料、人员、运输和经费，环节十分繁杂。数月之内，相关建设得以完成。大礼堂成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象征，烈士纪念塔则是当时较早专门纪念革命死难者的建筑。 有意思的是，工程完成后，赵宝成却因总务部门的账目问题受到牵连。材料显示，他的下属徐毅被指存在经济问题，赵宝成为避免更多同志受牵连，承担了失职责任，离开总务岗位，转到兵工部门工作。即使遭遇误解，他仍继续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。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，赵宝成没有随主力转移，而是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。1935年春夏之交，他带领约七十人的队伍活动于瑞金一带。敌军不断收缩包围圈，部队被迫退入铜钵山，粮食和弹药很快耗尽。 关于那场战斗，流传下来的记载并不完整。可以确定的是，赵宝成及其所率部队此后失去联系，后来被认定为牺牲。由于战乱、档案散失和身份隐蔽，他的姓名长期没有进入公开的烈士名册。 赵宝成牺牲时，儿子石毅尚年幼。石澹峰带着孩子辗转山西、陕西生活，只能用“父亲在外地读书”来解释孩子的疑问。她手中唯一与丈夫有关的物件，是一张两人在上海时期的合影。照片辗转保存，后来成为辨认赵宝成身份的重要线索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石毅参军，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却屡屡受阻。后来他才得知，父亲曾背负“挪用公款”等未经澄清的旧案，因而身份一直存疑。石澹峰不甘丈夫多年无名，写下《赵宝成烈士略传》，并四处寻找能够证明这段经历的老同志。 1964年，石澹峰联系到邓颖超，请求她为赵宝成作证。邓颖超了解情况后说：“这件事，恐怕只有毛主席能够证明。”这句话并非推脱，而是因为赵宝成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，真正熟悉其职务和经历的人，已经寥寥无几。 1965年，石澹峰将申诉材料和那张合影寄往北京。毛泽东阅信后，回忆起曾在瑞金共事的赵宝成，并指示有关部门调查。中央组织部门随后查阅档案、走访知情者，对赵宝成的革命经历重新核实。 1966年，石毅接到正式通知：赵宝成在革命斗争中失踪，按革命烈士处理。此后，山西方面为赵宝成举行追恤活动，他在中央苏区的工作经历、参与建设大礼堂和烈士纪念塔的事实，也逐步得到确认。一个被战争掩埋多年的名字，终于重新回到革命历史的档案之中。 特别
